>庾翼的赏识，成了桓温仕途的“敲门砖”。他不仅向朝廷上表推荐桓温，还将自己的女儿庾氏嫁给了他，通过联姻将桓温纳入庾氏集团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持，桓温的官运如同乘上快马——从琅琊内史起步，历任徐州刺史、安西将军府司马，短短数年便从地方小官，成长为手握兵权的实力派将领。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临终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书，力荐桓温接替自己担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荆州是东晋的“西大门”，扼守长江上游，掌控着巴蜀、荆襄的军事命脉，是仅次于建康的战略重镇。当时的东晋朝廷，碍于庾氏集团的势力，且无人能替代庾翼镇守荆州，最终只得同意。这一年，桓温年仅三十一岁，他站在荆州的城楼上，望着东流的长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业”的豪情壮志。
手握荆州兵权的桓温，深知“在门阀当道的东晋，唯有军功能立威”。当时东晋的周边，北方有前赵、后赵、前秦等胡人政权，实力强劲，不易撼动；而西南方向，盘踞巴蜀的成汉政权，正处于“国势衰落”的状态，成了桓温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标”。
成汉政权的建立，源于西晋末年的流民之乱。公元304年，氐族首领李特率关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晋，死后其子李雄称帝，建立“成汉”，定都成都。到桓温时期，成汉已传至第四代皇帝李势。李势是个典型的昏君，《晋书·载记第二十一》记载他“骄奢淫逸，不恤国事”，不仅沉迷酒色，还纵容宗室大臣互相倾轧——当时成汉的朝政，被李势的弟弟李广、大臣马当、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员贪腐成风，军队疏于训练，巴蜀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政权，在桓温眼中，无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东晋朝廷对“伐蜀”仍持反对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险恶”——从荆州到巴蜀，需经三峡天险，山路崎岖，水运艰难，补给线长达数千里，一旦粮草断绝，军队必败；二是“风险过高”——荆州是东晋的西南屏障，若桓温伐蜀失败，荆州兵力空虚，不仅巴蜀会趁机反扑，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可能南下，东晋将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当时朝廷中，除了桓温的参军袁乔，几乎所有大臣都反对伐蜀，连宰相何充都直言：“温虽有勇，然蜀道险远，恐难成功，万一失利，社稷危矣。”
但桓温向来是“谋定而后动，不随众议”。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了解成汉的兵力部署，并制定了“闪电战”的战术——以精锐部队快速突破三峡，直捣成都，不给成汉反应的时间。公元346年冬天，桓温未等朝廷正式批复，便以“袁乔为前锋，周楚、孙盛为参军”，点选一万精兵，从江陵出发，沿长江而上，开启了伐蜀之战。
这是一场豪赌——一万精兵，对抗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一条险远蜀道，承载着桓温的仕途与东晋的西南安危。
桓温的“闪电战”战术，很快便显现出效果。大军从江陵出发后，昼夜兼程，沿长江穿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沿途的成汉守军，大多因“猝不及防”而弃城投降。比如成汉的建平太守杨谦，原本驻守巫峡口，见晋军来得迅猛，未战先降；接着，晋军又攻克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德阳（今四川遂宁），短短两个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桥”（今四川成都南部，当时是成都的南大门）。
直到此时，李势才如梦初醒，慌忙调集成汉的全部兵力——约三万大军，在笮桥摆开阵势，欲与桓温决一死战。笮桥之战，成汉军队占据“主场优势”：一方面兵力是晋军的三倍，另一方面成汉士兵多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则国亡”，因此战斗一开始便打得格外凶猛。
晋军前锋部队很快便陷入劣势——前锋将领龚护战死，士兵伤亡惨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晋军士兵开始慌乱，有些将领甚至向桓温建议：“将军，敌众我寡，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