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说“当年你妈生病，我陪你去挂号”，可他已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低语：“王总，会议改到下午三点……”我成了背景音。
走出大楼，我站在街角，攥着那张薄薄的纸。五千元的数字在阳光下刺眼，可我分明记得，大学时他发烧到39度，我用自行车载他去急诊，车把上还挂着两碗刚买的热汤面。那时的热气，如今连同他的情谊，都被这玻璃幕墙隔成了两半——一边是西装革履的总裁，一边是攥着红包的流浪汉。我慢慢把红包塞进包里，指尖抖得厉害。原来，不是钱能买断情谊，而是社会的台阶，早已把人推到了看不见彼此的深渊。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霓虹灯次第亮起，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手机又响了，是妻子发来的语音：“怎么样，我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我按下静音，眼泪突然涌出来。这城市太大了，大得让我找不到自己。路过街角的便利店，橱窗里摆着一盒速溶咖啡，标签上印着“给奋斗者的温暖”。我鬼使神差地推门进去，买了最便宜的那包。咖啡粉在杯底沉淀，像我此刻的心。我坐在路边长椅上，盯着杯中浑浊的液体，想起大学时我们常去的那家小馆子。他总点一碗牛肉面，说“这味道，能让我想起家”。现在，家就在那，我确惧怕回去，我正在慢慢的毁了它。
突然，手机震动，是学弟发来的消息：“李哥，刚想起来，你上次说的旧书摊，我让秘书查了，可能有存货。需要我安排人送过去吗？”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发送键上，却发不出一个字。这算什么？施舍？还是讽刺？我回了个“不用”，然后把手机塞进包里。窗外的车流声像潮水般涌来，我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大三那年，他自行车坏了，我俩淋着雨推车回宿舍，他笑得像个傻子：“老李，以后咱俩开个车行！”现在，他坐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办公室里，而我连一辆二手电动车都买不起。情谊？早被这城市的钢筋水泥碾碎了。
我站起身，把没喝完的咖啡倒进路边的垃圾桶。抬头时，看见写字楼的玻璃上倒映出我的样子：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影子。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红包，突然笑了。五千元，可它买不回那个在宿舍里分我半碗泡面的人。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声音沙哑：“老婆，我……我找了个临时工，明天能开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压抑的抽泣：“你……别勉强。”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突然明白：他不是冷漠，他是被这社会驯化成了机器。当年那个会为一碗面笑出声的少年，如今连“老李”两个字都得用“李哥”来称呼。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工头是老张，认识我十年。他递来一罐啤酒：“老李，听说你找学弟了？”我点头，喉咙发紧。他叹气：“那小子啊，去年还说要帮咱修路，结果呢？人一走，连影子都没了。”我仰头灌了口酒，苦得直皱眉。老张拍我肩膀：“别想多了，这世道，谁还没个坎儿？”他顿了顿，“我儿子去年也住院，我蹲在医院门口哭了一宿，可没找谁借钱。”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我攒的，先用着。”我攥着那几张零钱，手抖得厉害。老张说：“你小子，别把自己逼死。”这话像针扎进心里。我忽然想起，当年学弟也是这样，总说“别怕，有我在”。可现在，他连“有我在”都懒得说了。
深夜，我躺在工棚的铁架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窗外，写字楼的灯光亮到凌晨。我盯着天花板裂缝，想起学弟办公室的落地窗——他一定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