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战术功不可没。杨秀清“审时度势，避实击虚”，从广西转战湖南、湖北，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太平军“善用间谍，知彼虚实”，甚至有记载称“武昌城内书生为内应，开城门迎太平军”（《武汉通史》）。
民心向背尤为关键。清廷腐败，“官兵所至，抢掠甚于盗贼”，而太平军“秋毫无犯，开仓济贫”，形成鲜明对比。在湖南，有民谣唱道：“百姓怕官如怕虎，官怕长毛（太平军）如怕狼；长毛来了不纳粮，官来了家破人亡。”（《湖南地方志》）这种民心的倾斜，使太平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补给。
当然，早期的太平天国也存在明显局限：宗教神权与世俗权力的矛盾初现，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暗流涌动；政策执行中的空想色彩（如绝对平均主义）难以持久；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毁孔庙、烧典籍）也引发士绅阶层的反感。但在1853年初，这些问题尚未暴露，太平军正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兵锋直指江南的核心——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