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帝最初谕令“解京验明销毁”，但林则徐考虑到“路途遥远，恐有偷换”，建议“就地销毁”，获朝廷批准。经过反复研究，他选定东莞虎门的海滩作为销烟地点——此处地势开阔，靠近海口，便于民众观瞻，也可防止鸦片偷运。
销烟的方法经过精心设计：在海滩挖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池子，底部铺石板，四周钉木板，池前开涵洞通海，池后设水沟引入淡水。销毁时，先将海水引入池中，加入石灰，再将鸦片切碎投入，“石灰遇水沸腾，鸦片随之消融”，待退潮时打开涵洞，“烟渣随浪入海，再用清水冲洗池底，不留丝毫”（《林则徐日记》）。这种方法比“火烧”更彻底。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清晨，当地百姓、文武官员、甚至外国商人（受邀参观）齐聚海滩。林则徐身着官服，亲自主持仪式，一声令下，兵勇们将鸦片投入池中，顿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池中泡沫翻腾，腥臭之气弥漫数里”（《夷氛闻记》）。围观百姓“欢呼雀跃，声震海滩”，有人跪地叩拜，称“林公为民除害，功德无量”。
销烟持续了23天，至五月十五日（6月25日）结束，237万多斤鸦片全部销毁。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现场记载：“中国人的认真态度令人钦佩，他们销毁鸦片的过程毫无破绽，足以证明其禁烟的决心。”（《中国总论》）英国商人则在报告中承认：“这是对英国商业利益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女王陛下权威的挑战。”
虎门销烟的消息传遍全国，犹如一剂强心针，唤醒了麻木已久的社会。
广东各地百姓“焚香放炮，庆祝烟患清除”，广州街头出现民谣：“林公来，鸦片无，民安乐，国富强。”（《清稗类钞·外交类》）江南文人集资刻印《林钦差禁烟纪实》，将林则徐比作“当代岳飞”；湖南乡绅组织“拒烟会”，誓言“不与贩烟者往来”；甚至偏远的四川、甘肃，也出现了“仿虎门法”销毁鸦片的行动。
士大夫阶层深受震动。魏源在《圣武记》中写道：“虎门销烟，洗百年之垢辱，振万民之精神，自古驱夷未有如此之勇烈者。”他专程赶往广东，协助林则徐编译《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等年轻官员则将销烟视为“王朝复兴之兆”，呼吁“以林公为榜样，整饬吏治，振兴国力”。
国际社会也给予很大关注。法国《快报》报道：“中国钦差大臣以惊人的魄力摧毁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鸦片，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美国《纽约时报》虽站在英国立场，仍承认“林则徐的行动是合法的，符合中国禁止毒品的法律”。
销烟的震撼力更在于其象征意义——它打破了“洋商不可得罪”“鸦片无法禁绝”的论调，证明只要朝廷决心坚定、官员廉洁奉公，便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正如林则徐所言：“民心可用，若能唤起民力，虽夷狄亦不足惧。”（《林则徐集·奏稿》）这种对“民心”的重视，成为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精神资源。
虎门销烟的壮举，在英国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它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推动战争的借口。
英商在广州的损失被夸大上报，伦敦的纺织业、航运业资本家联名向议会施压，声称“中国的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的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赔偿鸦片损失，开放更多通商口岸。”
巴麦尊本就主张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他在给义律的密令中写道：“中国的行为是对英国主权的侮辱，应派遣舰队前往中国，索取赔偿，订立条约。”（《英国蓝皮书》）1839年10月，英国议会就“是否对华开战”进行辩论，主战派以“保护贸易”“报复侮辱”为由获胜，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战争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