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千一百七十九），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空前壮举，但其影响却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从积极方面看，它系统整理了历代典籍，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许多失传已久的书籍，如《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得以重见天日。全书的分类与提要，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便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直接关联。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四库全书》的编纂，使中国传统学术得以系统总结，其功不可没。”
从消极方面看，它的思想审查造成了文化灾难。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民族意识的书籍被销毁，导致许多珍贵文献永久失传。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压制了思想活力，使清代学术逐渐陷入考据的窠臼，缺乏创新精神。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尖锐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随着最后一部《四库全书》抄成，这场历时18年的文化工程宣告完成。此时的乾隆帝已年过八旬，站在文渊阁前，望着堆积如山的典籍，或许会想起自己当年的谕旨：“朕欲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文治之盛。”（《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这一愿望在形式上实现了，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却远非一部丛书所能涵盖。
如今，幸存的四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湾，文溯阁本在甘肃，文津阁本在北京，文澜阁本在杭州）已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它们不仅见证着清代盛世的文治雄心，更警示着后人：文化的繁荣，既需要系统的整理与传承，更需要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