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却采取了拉拢的态度，因为理学在民间影响很大。嘉定年间，他恢复了朱熹的名誉，追赠他为太师、信国公，让理学重新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这算是他做的一件“好事”。
在对外政策上，史弥远继续奉行妥协投降的路线。他遵守“嘉定和议”，每年向金朝纳贡，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此时的金朝已经面临蒙古的威胁，国力大衰。有人建议趁机北伐，收复失地，但史弥远怕重蹈韩侂胄的覆辙，坚决不同意。
史弥远的专权，让南宋的国力进一步衰落。百姓负担加重，起义不断，比如嘉定年间的“郴州黑风峒起义”，规模很大，朝廷用了好几年才镇压下去。军队战斗力也越来越弱，武备废弛，将领腐败。
韩侂胄和史弥远，作为南宋中期先后专权的两位权臣，他们的历史评价截然不同。
韩侂胄因为发动开禧北伐，虽然失败了，但一直被视为“主战派”。后来的明朝人李贽评价他：“韩侂胄固欲立盖世功名以自见者也。”（《藏书》）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他：“侂胄之北伐，虽曰鲁莽，其志固可敬也。”
但在当时，韩侂胄被视为“奸佞”，因为他专权跋扈，制造“庆元党禁”。直到清代，有人为他翻案，比如毛奇龄说：“侂胄非奸臣也，其赤心为国，岂可得而诬哉？”（《南宋事功考》）
史弥远则一直被视为“奸臣”。他通过政变上台，废立皇帝，专权二十多年，导致朝政腐败，国力衰落。《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说他“擅权植党，专政用事，权倾内外”。明朝人王夫之更是痛斥他：“史弥远之恶，浮于秦桧。”（《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