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功高，竟敢违逆太后与陛下，如此之人，怎能信任呢？”
再者就是处理匈奴降将之事。不久后，匈奴有五位将领因不满单于统治，率部降汉。景帝大喜，认为这是瓦解匈奴的大好时机，欲封此五人为侯，以招徕更多匈奴降将。周亚夫却再次反对，道：“此五人乃背主降敌之辈，若封其为侯，便是鼓励臣子背主，恐坏天下忠义之风。陛下若封之，日后汉朝臣子皆效仿此五人，背主求荣，陛下何以教天下人？”景帝闻言，怒不可遏，道：“迂腐！今匈奴屡犯边境，朕封此五人为侯，意在瓦解匈奴，安定边疆，你怎可如此固执呢？”周亚夫见景帝不听，深知自己在朝堂之上已无立足之地，遂以“病笃”为由，请求辞去丞相之职。景帝本就对周亚夫不满，见状便顺水推舟，准其辞职，让他归家养老。
周亚夫罢相后，在家中闲居，每日读书练字，偶尔与旧部饮酒畅谈，本想安度晚年，却未曾想，一场大祸就要降临。
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周亚夫之子见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便私自购买了五百副甲胄——他并非图谋不轨，只是想待周亚夫死后，作为殉葬之用，以彰显父亲的将军身份。汉代制度规定，甲胄乃军用之物，私人不得买卖，即便用于殉葬，亦需朝廷批准。周亚夫之子因急于筹备，未向朝廷报备，且拖欠了商家的货款。商家多次上门催讨，周亚夫之子却避而不见，商家见状，怒而上书告发，称周亚夫之子“私买甲胄，意欲谋反”。
景帝闻听此事，本就对周亚夫心存猜忌，见状便认定周亚夫与其子同谋——他认为周亚夫罢相后心怀不满，欲借甲胄谋反，夺回权力。遂下令将周亚夫下狱，交由廷尉审理。廷尉乃掌管刑狱之官，深知景帝之意，遂对周亚夫严刑逼供。
周亚夫入狱后，悲愤交加，面对廷尉的审问，他道：“我的儿子买甲胄，是为殉葬之用，哪来的谋反之意呢？你们怎可诬陷忠良！我为大汉征战，平定七国之乱，安定天下，怎会谋反？”廷尉却冷笑道：“君侯纵使不在地上谋反，恐也欲在地下谋反吧！”此语一出，周亚夫如遭雷击——他深知，廷尉此举，乃是奉了景帝之命，欲置他于死地，再多的辩解，也是无用。
想当年，他在细柳营治军，文帝赞其“真将军”；他平定七国之乱，安定大汉江山，景帝封其为条侯，拜为丞相；如今，却因儿子买了殉葬甲胄，便被诬为谋反，打入大牢，遭受如此羞辱。周亚夫一生刚正，何曾受过这等委屈？他心中的悲愤与绝望，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他淹没。
入狱之后，周亚夫便开始绝食，以表清白。起初，狱吏还劝他进食，见他态度坚决，便不再理会。日复一日，周亚夫的身体日渐虚弱，面色苍白如纸，气息奄奄，却始终不肯进食一口——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扞卫最后的尊严。
至第五日，周亚夫终因绝食过度，呕血而死，时年约六十岁。这位曾为大汉立下赫赫战功的“真将军”，最终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周亚夫死后，朝野上下皆为之惋惜，百姓亦纷纷为其鸣冤——街头巷尾，人们无不谈论周亚夫的功绩，斥责景帝的猜忌与不公。《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司马迁对周亚夫评价极高，道：“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穰苴即司马穰苴，乃春秋时期着名军事家，着有《司马法》，司马迁将周亚夫与司马穰苴相提并论，足见其对周亚夫军事才能的认可。班固在《汉书》中亦言：“周亚夫为相，守正不阿，虽遭冤死，然其功在社稷，名垂青史。”
唐人许浑在《途经秦始皇墓》中曾言：“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文帝能识得周亚夫这等“真将军”，给予他信任与重用；景帝却因一己之私与无端猜忌，将其赐死，想来亦是令人叹息。然周亚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