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不明”的警告心存疑虑乃至轻视，他显然并未做出有效的提防。
一切，最终还是如同后世历史教科书上那冰冷的记载般，分毫不差地发生了。
王月生阖上陈启沅那份详述了事件经过与后续影响的报告，身体重重地向后靠在椅背上，仰面看着书房天花板上那盏来自后世、光线柔和的吊灯，长长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位在后世声名不显，但在真实历史轨迹中却占据着重要开篇位置的杨衢云，其生平在王月生脑中清晰浮现：
杨衢云，生于1861年，字肇春，广东东莞人，幼年移居香港。他接受了顶尖的英式教育，先后就读于圣保罗书院和香港皇仁学院，不仅精通英文，更深切理解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共和思想。他曾任教员、担任招商局书记长、新沙宣洋行副经理，视野开阔，人脉广泛。
他自幼习武，侠肝义胆，目睹清廷腐朽与外侮日亟，革命之志日益坚定。1892年，他与谢缵泰等人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名，实则密谋反清。这比孙中山的兴中会成立更早。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杨衢云的“辅仁文社”与之合并，社中骨干多数加入，极大增强了兴中会的实力。在推举首任会长（称“总办”或“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时，双方支持者争论激烈。最终，考虑到杨衢云在香港根基更深、人脉更广，更利于策划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的后勤工作（资金、武器、人员），他被推举为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在1895至1900年间，他实际上是兴中会法定的最高领袖，地位在组织架构上高于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义因事泄失败，流亡海外的杨衢云于1899年在日本主动辞去会长职务，推举孙中山接任，以避免党内分裂，顾全革命大局。即便不再是会长，他依然坚定革命，1900年参与策划惠州起义，负责在香港接应。起义失败后，同志皆劝其出洋避祸，他却慨然言道：“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毅然返港任教，最终喋血课室。
王月生知道，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廷对海外革命党的镇压更为残酷。香港作为革命党的重要基地，清廷通过驻港英领事馆与本地密探勾结，多次策划暗杀。据载，清廷曾悬赏五千两白银取其首级，陈林等凶徒，便是受雇的职业杀手。
历史的后续，也如同他知晓的那样无力地展开：
香港警方虽锁定凶徒，但在清廷驻港领事的干预下，主犯陈林仅被判处十五年监禁（后竟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其余同伙大多逃脱。清廷方面矢口否认关联，试图掩盖真相。
杨衢云之死，震动香江。孙中山从日本发来唁电，痛彻心扉，誓言继承遗志。兴中会香港分会为其举行公祭，数千市民自发前往致哀。最终，杨衢云被安葬于香港薄扶林华人基督教坟场，墓碑上刻着“革命先驱杨衢云先生之墓”。
王月生闭上眼，指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一种深深的忧虑萦绕心头——历史的惯性若真的如此顽固，自己在这前世殚精竭虑的所有布局、所有谋划，会不会在某个关键节点，因为某一件无法预料的小事，就像这次未能阻止的刺杀一样，导致自己也身死神消，让一切努力都归于虚无，重新被那既定的、沉重的历史轨道所吞没？
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敬畏与一丝恐惧，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