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抱怨，甚至能用几个简单的日语词汇完成交易。他的“菜单”是生存主义的极致体现：酒水是掺了水的本地葡萄酒、刺喉的廉价美国威士忌、以及从使馆区流出的日本清酒；食物则是烤面包片、煎香肠（天知道是什么肉）、散发着微妙气味的奶酪块和仅撒了盐的煮土豆。
赊账是常态。banza会摸出一块小木板，用炭笔歪歪扭扭地记下“约翰·史密斯，欠3先令”，却从不去催讨。他深知，这些大兵的口袋和他们的命运一样空虚，饷银常被长官克扣，能活着回到这酒馆喝上一杯，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若有醉汉闹事，他便端上一杯最烈的酒，脸上堆起混合着谦卑与精明的笑，用生硬的语调安抚：“喝好，喝好，明天……还要巡逻呢。”
在这片混杂着乡愁、暴戾与麻木的喧嚣中，几个身影显得格外落寞。那是三位中国翻译，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劣质西服，胳膊上缚着不同颜色的布条，像商品标签一样标明各自效力的主子——黄色代表日军，红色代表英军，蓝色代表法军。他们挤在离门口最近的一张桌子，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害怕被周围的外国士兵听懂，又仿佛害怕被自己的同胞认出。
“米价飞涨，树皮都啃光了……胡同里天天往外抬人……”一人闷头灌下一口劣酒，喉结剧烈地滑动。
另一人冷笑一声，眼中是看透一切的绝望：“何止平民？前朝的那些王公大臣，如今又如何？”他刻意用了“前朝”二字，内心的判决书已然写下。“礼部的怀塔布，慈禧的姻亲，往日何等威风？如今被老毛子（俄军）抓去拉辎重车，洋兵坐在车上，拿鞭子抽他。他怕再挨打，一边跑一边回头赔笑：‘老爷别打了，这条路我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脸面？在这北京城，脸面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他的话匣子打开，更多屈辱的秘闻如同脓水般从这座城市的伤口流出：
肃亲王善耆，天潢贵胄，被日军拘在顺天府衙门，每日被驱赶到崇文门外挑粪。
怡亲王溥静，在联军兵营里给洋人洗军服，“洗不净即遭皮鞭”，数日后，这位亲王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屈辱。
力主排外的刚毅，被日军囚于空屋，不予饮食，数日而死，算是得了“便宜”。
蒙古进士贻谷，被枷锁游街，胸前挂着“拳匪同党”的木牌，被迫在日军的哄笑和相机镜头前下跪磕头。
总理衙门的章京舒文，被迫手捧“请罪折”，在东交民巷联军总部阶下膝行而上，洋将傲然受之，左右兵卒拍掌大笑，如同观看一场猴戏。
“还有更惨的，”第三人声音嘶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将话题引向更黑暗的深渊，“女子……莫说平民女子如草芥，就是那些尚书、侍郎家的千金闺秀，也一样……”他几乎说不下去，猛灌一口酒，“户部尚书立山家的女眷，被驱至胡同充作‘官妓’，最后……最后全投了井。礼部崇绮的妻女，在天坛被……轮番玷污，回家后，全家自尽。崇绮大人在保定听说后，也……服毒跟着去了。”
死寂笼罩了这张小桌。这些消息，他们平日不敢想，不敢提，此刻在酒精的麻醉下和同类的陪伴中，才敢稍稍触碰这血淋淋的现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屈辱体系的一部分？靠着出卖语言和尊严，换取一丝苟延残喘的机会。
正此时，“哐哐”几声刺耳的金属敲击声打断了酒馆里所有的思绪和喧哗。联军巡逻队用刺刀刀鞘重重地敲打着铁皮门板，粗暴的声音穿透进来：“十点！关门！立刻！”
banza高声应和着，开始熟练地收拾桌椅，发出清晰的噪音，暗示营业结束。最后离开的是三个美国兵，他们凑钱买的葡萄酒还没喝完，匆匆碰了下杯，低声嘟囔着：“等那该死的和约签了，老子立刻买船票回家，这鬼地方的酒，连回忆都带着一股霉味！”
送走最后一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