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卷着咸湿的潮气，码头上挤满了扛着木箱的苦力。林波背着裹在褪色的蓝布襁褓里的陈永年，搀着拄着竹杖的陈母梁氏，李秀兰扶着腰间别着半截木尺的陈父陈阿福，五口人站在油麻地码头，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唐楼”——二层木楼挤作蜂窝，晾衣绳上飘着补丁摞补丁的衫裤，楼下伙计正用竹竿敲打驱赶蹲在墙根的野狗。
“阿九哥，这……这就是香港？”李秀兰的声音发颤，她隆起的小腹撞在林波背上，疼得直吸气。
林波没答话。他怀里的钱袋只剩三枚铜元——这是他用渔船抵押换的最后盘缠。三天前，他们在新会外海雇了艘“红头船”偷渡，船家收了五两银子，临到岸却把他们扔在荒滩，说“朝廷的炮艇在追，顾不得了”。
他们沿弥敦道往九龙走，路过“湾仔客栈”时，账房先生扒着窗口喊：“一间房五港元！押二付一！”陈父颤巍巍摸出钱袋：“阿九，咱就住这儿……”
“五港元？”林波倒抽冷气——他在淇澳岛打渔，一月才攒下两港元。他拽住陈父：“阿爸，这钱留着给秀兰抓药”。
当晚，五口人蜷缩在油麻地庙前的石阶上。李秀兰靠在林波肩头，听着肚子里的胎动，轻声说：“铁生哥要是活着……”话没说完，陈母突然咳嗽起来，痰里带着血丝——她前日在船上受了凉，此刻发起高烧。
“阿九哥，求求你，找个地方……”陈母抓住林波的袖口，“我这把老骨头，熬不过冬了。”
林波咬着牙，把襁褓往怀里拢了拢。他想起陈铁生临终前的信：“阿九，若我死，替我护着秀兰和孩子。”可如今，连口热粥都讨不到。
接下来的七天，林波带着一家人在九龙半岛“打游击”。
第一日，尖沙咀福来客栈。账房先生斜眼瞅着李秀兰的肚子：“带大肚婆？晦气！房钱加一成！”林波刚要争辩，伙计已将他们推出门：“去去去，别挡生意！”
第二日，旺角同福楼。房东是个穿绸衫的胖子，捏着鼻子嫌他们“一身鱼腥味”：“唐楼里住的都是体面人，你们去后山搭窝棚吧！”后山？林波知道那是乱葬岗，夜里常有野狗啃食尸体。
第三日，深水埗福安里。这里的房子更破，墙皮掉得像癞子头。房东老太太拍着桌子：“五个大活人？我这屋才八平米！睡不下！”林波想掏钱，却被她一把推开：“不是钱的事！你们这些外乡人，带来晦气！”
最难堪的是第七日。他们在油麻地桥洞下避雨，几个本地流民围过来吐口水：“看那孕妇，八成是偷汉子的！那老头，咳得跟鬼似的！”李秀兰攥紧襁褓，眼泪砸在蓝布上：“阿九，要不……我去求求姐妹们……”
“不行！”林波吼道。他想起陈铁生说过的话：“革命党人，腰杆不能弯。”可此刻，他的腰杆被饥饿压得直不起来——从昨日到现在，他们只喝了半锅刷锅水。
这期间，他们寻过棺材房，上环太平山街10㎡木屋月租3银元，需预缴半年，陈父典当祖传怀表仅得15银元，付租后就无钱购粮。
在油麻地某唐楼天台，8人合租铁丝笼床位，秀兰孕吐时遭包租婆呵斥：“要吐跳海吐！莫污我晒场！”
搬到深水埗“福义兴”控制的草棚，被索要保护费2银元/月，清廷暗探假装查户口勒索，林波携全家夜遁。
后世历史上的《香港殖民时期住房报告》载：1901年香港人口普查显示，平均每间屋住8.3人，35%家庭睡地板。
不但求一夕安寝不得，而且连一顿温饱都成问题。林波日间码头扛货，日薪只有0.2银元，只能夜间潜水摸蚝烧来充饥；秀兰为水兵洗衣，双手溃烂；陈父街头代写书信，每日只挣五枚铜板；陈母捡菜叶煮粥，因偷捡跑马场草料被英警鞭打后背。
第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