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的渡轮上，海风裹着椰木的甜香吹进船舱。
聂明宇靠在栏杆上，手里攥着陆则给的李老板地址，公文包里的大哥大沉甸甸的，那是他在香港尖沙咀花三个月利润买的，此刻成了连接内地的唯一纽带。
甲板上有华人商贩在打包热带水果，纸箱上印着“茨厂街李记”的字样，正是李老板的铺子，聂明宇看着那熟悉的标识，心里多了几分踏实。
中午时分，他按地址找到茨厂街老茶馆。
木质门帘一掀，就见个穿灰布褂的老人坐在角落，面前的茶盏泡着陈年普洱，手里摩挲着个铁皮盒，正是李老板。
老人抬头看见他，眼睛亮了亮，赶紧把铁皮盒往他面前推：“聂老板，你可算来了。这里面就是离子色谱仪的参数表，你看看，跟你要的型号一模一样，价钱我按成本价算，一分不赚你的。”
聂明宇拿起参数表，指尖划过“军用级精度”的字样，这东西在国际上对内地禁运，黑市上炒到天价，李老板给的价连黑市的三成都不到。
聂明宇抬头看向李老板，眉头皱了皱：“李叔，这仪器这么抢手，你怎么甘心这么便宜卖我？”
李老板闻言，突然苦笑起来，指节攥得发白：“不是甘心，是我没本事护住它。上个月仪器刚到槟城港，就被鳄鱼头的人扣了，他说要么把我茨厂街的电器行分他一半，要么帮他运走私毒品。不然连我侄子都不放过，我侄子跟着我送了十年货，现在还被他关在城郊货仓里。”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工装的年轻人，笑得露出白牙：
“我这辈子什么坏心的事儿都干过不少，但是从小我哥就告诉我，咱们华人被毒品害了多少年，就算是死也不能碰毒，不然到下面列祖列宗不会放过我。
我哥1969年‘五一三’那天，吉隆坡的暴徒闯进他的铺子，他把我藏到柴房里。为了吸引注意力，他自己跑到外面，结果被那群畜生活活打死在柜台后。
我抱着他的尸体躲在柴房，听见暴徒喊‘华人的东西就该烧’，那火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聂明宇的指尖猛地攥紧参数表，身旁的王建军突然闷哼一声，撸起的裤腿上，一道狰狞的疤痕从膝盖延伸到小腿。“这伤是79年在谅山留的。”
王建军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当时我们连队路过一个华侨村，村里的房子全被烧黑了，一个老太太抱着个搪瓷缸哭，那是她儿子的，她儿子就因为不肯把杂货店给越南兵，被钉在门板上。
咱们当年援越抗美，送了多少枪炮粮食？结果呢？他们转头就把枪口对准华人，这白眼狼的德性，跟鳄鱼头一个样！”
“何止越南！”李老板的声音陡然拔高，又慌忙压低，“印尼更狠，苏哈托上台后，中文学校全关了，华人连自己的姓都得改。
前年我去雅加达进货，看见华侨被无故遣返，有人跳海逃生，尸体漂在海上没人管。
咱们华人在东南亚，就像没根的草，国家要是不强，连呼吸都得看别人脸色！”
这话像颗火星，点燃了聂明宇心里的火。
聂明宇虽跟父亲聂万峰对着干，却从没想过要丢中国人的脸。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升起时，父亲说“你是中国人，走到哪儿都得挺直腰杆”，这话聂明宇记了二十年。
此刻听着李老板和王建军的话，胸腔里的愤怒几乎要溢出来。
听着李老板的哭诉、看着王建军的伤疤，聂明宇胸腔里的怒火像要烧起来，他抓起公文包里的大哥大，按出陆则办公室的号码，电流“滋滋”响了两秒，就传来陆则翻文件的沙沙声：“槟城那边谈得怎么样？”
“仪器被扣了，人也被扣了。”聂明宇的声音压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