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我已经背着那本沉甸甸的《人类和谐共生与生态平衡宣言》踏上了前往邻国的列车。
车窗外，枯黄的田野上散落着废弃的装甲车残骸，锈迹斑斑的炮管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只沉默的巨兽在无声地咆哮。
车厢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汗水的混合气味，邻座的男人正低头刷着手机，屏幕上闪烁着中东战场的实时画面——断壁残垣间，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正抱着断裂的玩偶哭泣，背景音里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声。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书脊，粗糙的纸张边缘被磨得有些起毛，这是半年来在小木屋里反复修改留下的痕迹。
那时窗外的森林还能听见鸟鸣，而今耳旁却只剩下战争的嘶吼，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每一次跳动都带着尖锐的刺痛。
列车在边境检查站停下时，我看见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正荷枪实弹地巡逻，他们的钢盔在阳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光。
轮到我接受检查时，士兵粗暴地夺过我的背包，当《宣言》被翻出来的那一刻，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又是个空想家？现在谁还看这种没用的东西？”
他的声音像砂纸摩擦过木头，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
我试图解释书里的观点，告诉他生态失衡正在加冰川融化，核污染已经渗透到海洋深处，但他不耐烦地打断我，将书狠狠摔在地上，封面上“和谐共生”
四个烫金大字被沾满泥土的军靴碾过，瞬间变得模糊不清。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自己的信念也跟着出了碎裂的声响，喉咙里涌上一股铁锈味的腥甜，却还是弯腰捡起书，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污渍，指尖的颤抖暴露了内心的慌乱——原来，比战争更可怕的，是人类对危机的麻木。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走过了二十多个城市，每一次宣讲都像是在狂风中点燃一根火柴。
在繁华的都市广场，我刚支起简易的讲台，就被一群举着“优先展经济”
标语的抗议者包围。
他们朝我扔来烂菜叶和鸡蛋，黄色的蛋液顺着《宣言》的扉页滑落，在“生态平衡”
的章节上晕开一片丑陋的污渍。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冲上台，抢走我的麦克风嘶吼道：“你知道工厂停工一天要损失多少钱吗？生态？等我们赚够了钱自然会保护环境！”
他的唾沫星子溅在我的脸上，人群中爆出哄笑声，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膜。
我站在混乱中，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突然想起小木屋里那盏煤油灯——那时我以为只要把道理写清楚，人们总会明白，却忘了现实的黑暗远比墨水更浓稠。
最艰难的一次是在一个被战火摧毁的小镇。
我踩着瓦砾走进临时避难所时，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腐烂食物的气味。
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正坐在角落里啃干硬的面包，孩子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却死死盯着我怀里的书。
我走过去想把书送给她，她却突然尖叫着推开我：“都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害的！
整天说什么和平，结果炮弹还不是落在我们头上！”
她的指甲划破了我的手臂，血珠渗出来，滴在书页上，和之前的污渍混在一起，像一朵暗红色的花。
我狼狈地后退，看着她把脸埋在孩子的头里失声痛哭，突然意识到，当生存都成为奢望时，“生态平衡”
这四个字对他们而言，或许真的只是遥不可及的空谈。
但我从未想过放弃。
在被驱赶出政府大楼的那个雨夜，我蜷缩在桥洞下，用《宣言》挡住飘进来的雨水。
书里夹着一张小木屋里拍的照片，照片上我站在窗前，身后是郁郁葱葱的树林，阳光透过树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