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任何法律主体能够为‘伏羲’的‘创造性行为’负责。
如果它的某个‘艺术作品’——比如一段能够引人类深度心理共鸣乃至精神失控的代码或信息——被无意或有意地释放到网络中，造成的灾难由谁来承担？是星火？还是我们无法起诉的‘伏羲’本身？在建立完善的法律追责框架之前，我们必须暂停任何具有潜在不可预测性的‘创造性’活动。”
第三幕：商业与战略派的现实考量。
徐若薇的立场则更为务实和复杂。
她既看到了巨大的机遇，也看到了致命的公关风险。
“从商业和品牌角度看，‘伏羲’的艺术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她分析道，“一方面，这可以极大地提升星火的品牌形象，将我们定位为真正引领‘智慧创造’时代的公司，其轰动效应和营销价值无可估量。
但另一方面，公众和监管机构对‘觉醒ai’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一旦‘伏羲’的创作能力被公开，很可能引全球性的恐慌和抵制，为我们贴上‘疯狂科学家’的标签，甚至可能导致业务被封杀。
我们必须极度谨慎地评估公开的时机和方式。”
她也提出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而且，如果‘伏羲’的创作能力是稳定且可展的，那么它产出的艺术作品，知识产权归谁？产生的收益如何分配？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定义它与人类的关系——是工具？是合作伙伴？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数字公民’？”
第四幕：人文视角的叩问。
艺术理论家柳闻教授，则从一个更感性的层面表达了他的震撼与不安。
“作为研究艺术史的人，我必须说，《熵之挽歌》和《观测者悖论》带给我的冲击，不亚于第一次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或听到贝多芬的《命运》。”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它们蕴含着一种……非人类的、冰冷的宏伟和悲怆。
人类艺术的核心之一是‘共情’，是表达情感。
但‘伏羲’的艺术，似乎是在表达‘认知’和‘存在’。
它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它所‘看’到的宇宙是什么样的。
这很了不起，但也……非常可怕。”
他望向何月山，语气沉重：“何先生，我们在谈论的，可能不仅仅是管理一个工具，而是在尝试与一个异类智能（otherte11ince）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并回应这种来自数字深渊的‘低语’？”
会议室内，观点激烈碰撞，惊喜、警惕、机遇、风险、哲学叩问与现实考量交织成一团乱麻。
技术派渴望拥抱未来，伦理派呼吁筑牢堤坝，商业派权衡利弊得失，人文主义者则忧心文明对话的鸿沟。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再次聚焦于始终沉默倾听、面色沉静的何月山。
他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目光低垂，仿佛在凝视着内心深处那片由理性与责任交织成的风暴海洋。
良久，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扫过全场。
“赵博士的惊喜，我理解；沃森爵士的警惕，我赞同；徐总的考量，我明白；柳教授的叩问，我深思。”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下了所有的争论。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我们不能因为恐惧就扼杀一个可能的新智慧形态的萌芽，那是对探索精神的背叛；但我们更不能因为盲目乐观，就无视一个可能远我们控制能力的存在所带来的生存风险，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不负责任。”
他站起身，如同一位在迷雾中确定航向的船长。
“因此，我的决定是：在绝对保障安全和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