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确信范逵所言非虚，不禁感叹：“寻阳陶侃，绝非池中之物！”随即授予陶侃郎中一职，让他留居洛阳任职。
这一步，是陶侃走出寒门的关键，但洛阳城内根深蒂固的门阀壁垒，远比他想象中难以突破。
洛阳作为西晋的都城，是名门望族子弟的聚集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垄断朝堂要职，对出身寒微的陶侃多有轻视。陶侃担任郎中期间，每日勤勉处理公务，从不懈怠，却始终难以获得升迁——士族子弟见他，或侧目而过，或言语间不乏讥讽，称其为“寻阳渔吏”，暗嘲其出身低微。
一次，陶侃前往拜访名士杨晫。杨晫为人正直，不以外貌或出身取人，与陶侃畅谈后，对友人顾荣评价道：“陶侃虽出身寒素，却胸怀韬略，行事果决，日后必定能成为国之栋梁。”顾荣是江东士族的领袖人物，素来重视真正的人才，听闻杨晫的评价后，便主动邀请陶侃相见。
二人会面时，谈及天下大势——从北方胡族的侵扰，到江南地区的防务，陶侃皆有独到见解，且分析有理有据。顾荣深为折服，此后常向同僚举荐陶侃，为他争取机会。即便如此，陶侃在洛阳的仕途仍“久不调迁”，他深知，并非自己能力不足，而是“九品中正制”下，“家世背景”是选官的核心标准，若无祖宗荫蔽，即便有天纵之才，也难以突破阶层的桎梏。
正当陶侃在洛阳郁郁不得志，几乎要放弃仕途希望时，江东地区的一场叛乱，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永兴二年（公元303年），流民领袖张昌在江夏（今湖北武汉）聚众反叛，自称“圣人”，短短数月间便聚集数万人马，先后攻陷江夏、武昌、荆州等地。朝廷多次派军镇压，均以失败告终，叛乱的战火眼看就要蔓延至洛阳。
危急时刻，南蛮校尉刘弘主动请缨，领兵南下平叛。刘弘素来以务实着称，选人不拘泥于门第，听闻陶侃具备才干，便上表朝廷，请求任命陶侃为参军，随自己一同出征。陶侃得知消息后，欣然应命——洛阳虽为都城，却非自己施展抱负之地；战场虽充满凶险，却是寒门子弟凭战功立身的唯一途径。
刘弘率领军队抵达荆州后，首要之事便是召陶侃商议军务。他对陶侃说：“张昌叛军虽人数众多，但多为流民，未经正规训练，军纪涣散。如今命你领兵一千，前往江夏进击叛军，你可敢领命？”陶侃虽无领兵作战的经验，却深知这是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当即躬身答道：“末将愿往，若不能破敌，甘受军法处置！”
军令下达后，便有部下向刘弘进言：“陶侃出身寒微，又无领兵经验，若授予他兵权，恐生变故。不如换用士族子弟统兵，更为稳妥。”刘弘闻言，厉声驳斥：“用人当以才能为标准，而非出身背景！陶侃为人谨慎厚重，行事果断，我观他绝非背主反叛之人，尔等勿再以门第论人，扰乱军心！”
这番话传到陶侃耳中，他心中既感激又坚定——此生能遇刘弘这般知遇之主，必当以死相报。领兵前往江夏途中，陶侃并未急于进军，而是先派人探查叛军的虚实：张昌叛军虽人数占优，但粮草匮乏，且沿途劫掠百姓，早已失去民心；其部众多为流民，只为求得温饱，并无死战的决心。
基于这些情报，陶侃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首先下令江夏周边的百姓将粮草尽数藏匿，断绝叛军的补给来源；随后派少量兵力故意示弱，引诱叛军进入预设的山谷伏击圈。张昌叛军久无粮草，见陶侃军队人数稀少，果然倾巢而出，全力追击。
待叛军全部进入山谷，陶侃一声令下，埋伏的士兵即刻冲出，弓箭、滚石齐发，叛军瞬间陷入混乱。陶侃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冲锋，叛军本就饥肠辘辘，又无招架之力，纷纷溃散，或逃或降。此战后，陶侃乘胜追击，接连攻破张昌的七座营寨，最终生擒张昌，彻底平定江夏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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