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其提供庇护，他们则向和珅行贿纳贡，“每岁馈献，多者至数十万两”（《清稗类钞·贪污类》）。
和珅党羽之间相互包庇，形成严密的腐败网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和珅虽为主审官，却百般包庇，“欲以查无实据结案”，最终在刘墉、钱沣的坚持下，国泰才被绳之以法，但和珅仍设法保全了其党羽（《清史稿·钱沣传》）。这种“官官相护”让和珅集团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撼动，即使乾隆帝有所察觉，也因“用其才”而未深究。
和珅的贪腐规模在历史上空前的，。他的敛财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受贿，官员晋升、调任均需向其行贿，“督抚藩臬缺出，必索贿数万金”；二是侵吞，利用管理户部、内务府的便利，将公款直接划入私囊，“皇庄岁入，十之五六入其家”；三是经商，开设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垄断京城金融，“凡绸缎、茶叶、瓷器等贸易，皆有其股份”；四是勒索，以“办差”“捐输”为名，强迫盐商、行商“献纳”，仅扬州盐商每年“孝敬”便达百万两（《和珅犯罪全案档》）。
关于和珅的家产，历来有“八亿两白银”之说，相当于清廷十五年的财政收入（乾隆朝年均财政收入约五千余万两）。据嘉庆帝查抄和珅家产时的清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主要财产包括：黄金三万三千五百两，白银三百一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估值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估值银四千万两），房产一千余间，良田八千余顷，以及大量珠宝、玉器、古玩、绸缎等，总估值约一亿两白银，虽不及“八亿两”之夸张，仍堪称“清代第一贪”。
和珅的生活奢华程度堪比皇室。其府邸（今恭王府）“仿紫禁城规制，僭越之处甚多”，花园内“引玉泉山水入府，垒石为山，建楼榭数十座”；服饰用“大红色织金蟒袍”（按制只有亲王可穿），器皿多为“金银胎掐丝珐琅”，甚至有“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大内多至数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这种奢华不仅是满足私欲，更是其权力地位的象征。
和珅的擅权与贪腐，必然触动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树敌无数。以刘墉、纪晓岚、王杰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多次暗讽和珅，王杰在军机处与和珅同列时，“终日语不相交，若有论事，必据理力争”（《清史稿·王杰传》）；以阿桂为代表的军功集团，更是鄙视和珅“无尺寸之功，专恃谄媚”，阿桂曾对人言：“吾见和珅，常避之，不与同列，恐其熏染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后，和珅的权势虽仍稳固，但危机已开始显现。这一年，他主持的“千叟宴”因安排混乱、菜肴变质引发非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珅负责接待，却因“礼仪之争”处理失当，导致中英外交失败；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苗人起义爆发，和珅隐瞒军情，延误战机，遭嘉庆帝（时为皇太子）斥责。
到了乾隆帝晚年，虽仍宠信和珅，却也对其有所防范，多次告诫：“汝当谨守臣节，勿恃宠而骄。”（《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七）而即将继位的嘉庆，早已对和珅的专横不满，只是碍于乾隆帝健在而隐忍未发。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退位后，和珅仍把持朝政，甚至“阻隔嘉庆帝与太上皇（乾隆）的联系”，让嘉庆帝愈发不满。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和珅的末日随之来临。正月初四，嘉庆帝以“和珅总理丧事，暂免其职”为名，剥夺其权力；正月初五，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纷纷上奏弹劾和珅，嘉庆帝“顺水推舟”，下令将和珅革职下狱；正月十三，嘉庆帝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包括“欺罔君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僭越礼制”等。
其党羽见势不妙，纷纷反戈一击，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