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案几，案上放着军用地图与几卷兵书，地图上用朱砂标注着匈奴的动向与汉军的布防，笔画清晰，一目了然。
周亚夫请文帝坐于上首，自己则立于一旁，道：“陛下，臣令将士们日夜戒备，白日操练阵法，夜间轮流值哨，不敢有丝毫懈怠。若匈奴来犯，臣定能将其击退。”文帝点头，道：“将军治军严明，朕十分欣慰呀。”遂命人将带来的酒肉赏赐给军中将士，周亚夫传令下去，将士们依次领赏，井然有序，无一人争抢，领赏后亦即刻归队，继续待命。
犒劳完毕，文帝起身离去。周亚夫送至营门，依旧以军礼相待，并未远送——他深知，军营之中，防务为重，即便天子离去，也不能擅离职守。出了细柳营，文帝身边的侍从们终于忍不住，纷纷说道：“周亚夫太过无礼！陛下驾临，他竟敢不跪拜迎接，还让陛下在营中缓行，这简直是对陛下的不敬！”文帝闻言，却长叹一声，道：“你们有所不知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灞上、棘门二营，军纪涣散，若匈奴来袭，如何抵挡？而周亚夫之营，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即便是朕亲至，亦需遵其军令，如此治军，匈奴怎敢轻易来犯？朕得此将，是大汉之幸啊！”
自此之后，文帝对周亚夫愈发看重。临终之前，文帝还特意嘱咐太子刘启：“若天下有变，可拜周亚夫为帅，此人可堪大用，切勿错失。”
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继位，史称汉景帝。景帝登基后，承文帝休养生息之策，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可是诸侯王的势力愈发强盛，尤以吴王刘濞最为骄横。这刘濞乃高祖刘邦之侄，封于吴地，辖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且吴地盛产铜、盐——刘濞遂采铜铸钱，煮海为盐，无需向中央缴纳赋税，便富可敌国。文帝之时，刘濞之子吴太子入朝，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饮酒下棋，因争棋路，吴太子言语不恭，刘启怒而以棋盘击之，竟失手将吴太子打死。刘濞闻之，悲愤交加，自此暗中积蓄力量，铸造兵器，训练士兵，图谋叛乱。
景帝继位后，深知诸侯王尾大不掉之患，遂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推行“削藩策”——凡诸侯王有罪过者，皆削其封地。晁错在《削藩策》中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深以为然，遂先削楚王的东海郡，再削赵王的河间郡，又削胶西王六县。消息传至吴地，刘濞见朝廷削藩已至眼前，于是决定起兵叛乱。他遣使联络楚、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相约共同起兵，这便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率先在吴地起兵，自称“东帝”，率二十万大军西渡淮水，进攻梁国；楚王刘戊亦率大军响应，与吴军合兵一处，围攻梁国都城睢阳；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则率军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则率军攻打常山郡，并遣使联络匈奴，欲引匈奴兵南下。七国联军总兵力达五十余万，声势浩大，一时间，关东之地尽皆震动，叛军所过之处，郡县官吏或逃或降，朝廷为之恐慌。
景帝闻听七国叛乱，大惊失色，急召群臣议事。晁错力主景帝亲征，以鼓舞士气，可是丞相袁盎与晁错有过节，趁机进言：“七国之乱，皆因晁错削藩而起，若陛下斩晁错，复其封地，七国必罢兵。”景帝闻言，沉吟良久——他虽知晁错忠心，却也畏惧七国之势，最终竟采纳了袁盎的建议，下令将晁错腰斩于东市，并遣使持晁错首级前往吴军大营，欲劝刘濞罢兵。孰料刘濞见晁错已死，却笑道：“吾今为东帝，岂复事汉！”非但不罢兵，反而加快了进攻的步伐，梁国都城睢阳危在旦夕，城墙已被叛军攻破数处，守军伤亡惨重。
景帝见斩晁错无用，方想起文帝临终遗言，遂下诏拜周亚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