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在身边侍奉。清晨，宣华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杨广逼迫，她奋力抗拒才得以脱身，回到隋文帝的病榻前。隋文帝奇怪她神色异常，询问原因。宣华夫人流泪说：‘太子对我无礼。’隋文帝愤怒地说：‘这畜生怎么配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害了我！’于是叫来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准备去叫太子杨广，隋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走出宫殿拟好诏书，拿给左仆射杨素看。杨素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子杨广，杨广派心腹张衡进入寝殿，随后命令宣华夫人及其他侍奉的宫女嫔妃，全部搬到别的房间。不久就听到隋文帝驾崩的消息，但没有立即公布丧事。”
这段记载没有直接说杨广弑父，却通过“太子逼奸宣华夫人”“杨坚欲召杨勇”“杨素报信太子”“张衡入寝殿”“俄闻上崩”等情节，将杨广与杨坚之死紧密关联。尤其是“张衡入寝殿”与“俄闻上崩”的时间衔接，暗示了张衡可能执行了弑父行动，张衡后来被杨广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赐死，临终前曾“大呼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意思是我为别人做了那样的事，怎么可能指望活得长久！，这番话不由让人浮想联翩。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对杨坚之死的记载进行了更加详细完整的记载，大致经过是：“隋文帝在仁寿宫病重，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内殿侍奉，召皇太子杨广住进大宝殿。太子担心隋文帝发生不测，需要提前做好防备，亲手写信密封后派人询问杨素；杨素逐条列出应对事项回复太子。宫人不慎把回信送到了隋文帝的寝宫，隋文帝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陈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逼迫，她抗拒后得以脱身，回到隋文帝身边。隋文帝奇怪她的神色，询问原因，陈夫人流泪说：‘太子无礼！’隋文帝更加愤怒，捶着床说：‘这畜生怎么配托付国家大事！独孤皇后害了我！’于是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准备去叫太子，隋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走出宫殿拟写诏书。杨素得知后，立刻告诉太子杨广，杨广假传圣旨逮捕柳述、元岩，关进大理狱；又调东宫士兵驻守皇宫，宫门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指挥；命令亲信右庶子张衡进入寝殿侍奉隋文帝，把所有后宫人员都赶到别的房间；不久，隋文帝驾崩。因此朝廷内外对此各种各样的议论。”
相较于《隋书》，《资治通鉴》增加了三个关键细节：一是杨广与杨素的“密信往来”被杨坚发现，二是杨坚“抵床大怒”的激烈反应，三是杨广“矫诏控制宫廷”的具体行动。
根据《资治通鉴考异》的记载，司马光主要参考了两部文献：一是隋末唐初赵毅的《大业略记》，二是唐代马总的《通历》。《大业略记》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陈氏、蔡氏皆有宠。炀帝乃召陈氏，陈氏素畏炀帝，不往。炀帝怒，令左右执陈氏，强之。陈氏不受，炀帝缢杀之，然后奏高祖。高祖闻之，怒，欲召勇，炀帝惧，乃密令张衡进毒药。高祖暴崩。”《通历》则记载：“上有疾，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召太子入卧内。太子既入，遣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
不过，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并非“还原史实”，而是“以史为鉴”。司马光希望通过杨广弑父的故事，警示后世君主“修身齐家”、太子“恪守孝道”，因此在叙事中强化了杨广的“奸恶”，使得故事更具道德教化意义。这种“教化优先”的编撰理念，导致《资治通鉴》中的“弑父”情节带有一定的文学演绎色彩，不能完全等同于史实。
唐代文人刘知几在《史通·疑古》中，对《隋书》中杨坚之死的记载提出质疑：“隋史所书，皆称炀弑。夫以万乘之主，死于一夫之手，其故何哉？盖由史官曲笔，以媚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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