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令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将熙宁变法以来的各项政策数据分类整理，包括青苗法的贷出本金与收回利息、免役法的服役人数变化、市易法的物价波动等。经过三个月的统计分析，苏颂得出结论：\"变法诸条，利者十之三四，弊者十之六七\"，遂建议哲宗\"去其太甚，择善而从\"，这种理性务实的态度，让新、旧两党都无话可说。
更绝的是他处理\"车盖亭诗案\"的方式。当时旧党重臣苏轼被贬惠州，新党欲罗织罪名将其处死，苏颂却以\"文字狱当慎之又慎\"为由，要求将涉案诗稿送秘书省核对典故。他亲自查出\"雷部填沟壑\"一句出自《太平广记》，\"天教雷斧劈\"是用《列子》典故，属于\"文人咏史，非讥讪时政\"，最终保住了苏轼的性命。
苏颂的宰相生涯只持续了两年，却留下了\"三不原则\"：不结党羽、不贪财货、不徇私情。有次他的外甥想谋个官职，苏颂拿出自己编纂的《铨选格》说：\"按此条，汝资历不足，当再任知县三年。\"硬是没给通融。这种\"程序正义\"的执政理念，在人治社会中显得格外另类。
退休后的苏颂，过上了比上班还忙的\"硬核养老\"生活。他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建造了\"藏书楼\"，将平生收集的2万卷图书分类整理，发明了\"经史子集+技术类\"的五部分类法，比《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早了700年。最绝的是他在书架旁设置\"曝书台\"，每年春秋两季亲自监督晒书，还写下《曝书杂记》记录每种书的防潮防虫方法。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八十一岁的苏颂做了件惊世骇俗的事——他根据年轻时出使辽国的笔记，结合《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绘制出《华夷图》和《职方图》，其中标注了辽国、西夏、吐蕃等政权的山川险要，甚至包括\"北狄无城郭，随水草迁徙\"的游牧习性。这种\"退休不褪色\"的科研精神，让当时的史馆官员都自愧不如。
政和元年（1111年），九十一岁的苏颂已是风烛残年，却仍在修订早年的《图经本草》。他让孙子苏象先扶着自己，在药圃中辨认草药，发现\"远志\"的根须与书中记载不符，便立刻口述修正：\"旧图云根长尺余，今验之，肥地者不过五六寸，瘠地者三四寸，当改之。\"这种至死方休的严谨态度，连朱熹都感叹：\"苏公于学，如韩信用兵，无施不可。\"
政和二年（1112年），九十二岁的苏颂无疾而终。临终前，他指着书房里的水运仪象台模型，对子孙说：\"此器虽毁（注：靖康之变中被毁），然法不可绝。\"这句话竟成了预言——700多年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用整整一章论述苏颂的贡献，将水运仪象台称为\"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宋史·苏颂传》评价他\"经史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在古代中国堪称独一无二。他既是沈括《梦溪笔谈》中\"验质寻味，穷理尽性\"的科研同僚，也是苏轼笔下\"温厚长者，而经纬万端\"的政治盟友，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将科学思维融入治国理政的\"技术官僚\"。
今天再看苏颂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两大超前之处：一是\"实证精神\"——无论是修订本草还是建造仪器，都强调\"验之以物，考之以理\"；二是\"系统思维\"——将天文学、机械学、医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这种特质，让他在理学盛行的北宋显得格格不入，却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