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
到了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从六十年代至今，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考古人员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揭示了1号、2号宫殿基址，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址，清理了不同等级的墓葬，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其中包括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
第三阶段：进入九十年代，工作队对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和车辙遗迹。
通过几十年的持续发掘和研究，二里头遗址取得了上述一系列重要发现。先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宫殿内城区、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城市，换成中国史料上传统的表达，这就是《千字文》中所写的“都邑华夏”。
到现在，二里头遗址已经确定范围为东西约两公里，南北一点五公里，同时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人口，高达了两三万人。
遗址包含的文化时代，上至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
其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与史料记载的“夏”，在时间上基本契合。
再拿这些区印证史料和周至定出的文明标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已经高度发达的大型都邑，从兴盛年代，制度，科技，社会发展程度，都和文献中的“夏朝”高度吻合。
在参考其余排他性证据，用新标准来考量，二里头文明遗址，就是夏都遗址。
二里头遗址不断涌现出来的最新考古成果，让其热度在学界不断上升，周至的论文，及时将逻辑关系从“你找不到确证夏朝存在的文物，就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转换成了“我们找到了符合夏朝地域特征，规模特征，文明高度和年代持续特征的文明遗址，因此认定其为夏都。如果你们不认可，请从以上四点来论证，推翻我们的结论，证明我们错了。”
能够推翻吗？当然不能。既然不能，那就维持原有逻辑。
这不但标志着规则的科学，学术的胜利，还涉及到话语权的转移。
心思转到这里，周至基本上明白了刘部长为何对自己那篇论文这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