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北京，寒风依旧料峭，从蒙古高原席卷而来的风沙给这座古老的帝都蒙上了一层灰黄的色调，但那紫禁城巍峨的宫墙屋檐上积存的残雪，以及城内几条新近拓宽的、铺设了柏油的主干道上匆忙往来的汽车与有轨电车，却又分明透着一股与往年决然不同的、躁动而充满生机的气息。
这个被后来史家称为“共和新生”
的纪元，在它的第十个年头，正以一种笨拙而又坚定的步伐，试图挣脱积贫积弱的旧日躯壳。
而此刻，在国家航空研究院那栋由前清王府改造而成、却又在内部进行了大幅度现代化加固的主楼门前，一场关乎未来国运的视察，正在一种看似平静，内里却激流暗涌的氛围中展开。
唐启，这个年仅二十八岁，却已然凭借其无人能及的远见、铁腕与一系列近乎未卜先知的技术突破，将分崩离析的神州大地重新捏合成一个强悍统一实权的年轻脑，正静静地站立在寒冷的空气中。
他没有穿戴过于繁复的正式礼服，只是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呢子大衣，领口紧扣，抵御着北风的侵袭。
他的眼神锐利得像鹰隼，扫视着眼前这座汇集了当下中国最顶尖航空智慧的研究院，目光深处，是一种混合着期待、审视以及一丝不容许任何人察觉的、源自灵魂深处的疲惫与紧迫感。
“王助，冯如，”
唐启的声音不高，带着些许西南官话特有的腔调，平实却自带一股不容置疑的份量，
“莫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欢迎仪式咯，直接带我去看东西。
时间，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他说话的习惯有时会显得有些跳跃，仿佛思维的齿轮转得比舌头更快，上一刻还在说东，下一刻就可能跳到西，这让许多初次接触他的下属颇感不适应。
研究院的负责人王助和冯如，这两位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此刻虽然身着略显陈旧却浆洗得笔挺的工装，脸上带着长期熬夜留下的疲惫，但眼神中的兴奋与激动却难以掩饰。
王助较为沉稳，闻言立刻上前一步，侧身引路：“大帅，请这边走，我们最近在无线电通讯和小型化上，算是摸到了一点门槛。”
而性子更急些的冯如，则忍不住在旁边补充，话语里带着广东口音与官话混合的奇特韵味：“大帅，不止是门槛，是跨了一大步！
按您上次提的那个‘便携、抗干扰、功率要足’的想法，我们折腾了小半年，总算有点样子了！”
一行人穿过戒备森严的岗哨，走进了宽敞却堆满了各种仪器、线路和半成品飞机部件的主实验车间。
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绝缘漆和金属切削的特殊气味。
在一个用帆布半围起来的工作区，一张铺着绿色绒布的长条桌上，摆放着几台与当前时代主流产品截然不同的设备。
它们不再是那种需要占用半个房间、布满真空管和粗大线圈的庞然大物，体积明显缩小，大约只有一个小型手提箱大小，外壳是粗糙的金属铆接工艺，但结构紧凑。
“大帅，请看，”
王助亲自上前，指着一台标着“电-3型”
样机的设备，详细介绍起来，他的语因为激动而略微加快，“我们改进了‘电星’电台的核心振荡电路，用了新的高频陶瓷材料做绝缘，真空管也是跟周天那边电子研究所合作特制的，效率提升了将近一倍，功耗还降低了三成。
目前测试，在平原开阔地带，稳定通讯距离能达到一百五十公里以上，如果架设到高处，配合我们新搞的天线阵列，三百公里也能勉强喊得应！
而且，您看这个，”
他拿起一个更小的、带有旋钮和耳机的分机，“这是配套的排级指挥机，虽然距离短点，但一个士兵背起来就能跑，再不用拖着几大箱子的累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