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信任基础。”
顾维钧静静地听着，脸上保持着一种近乎刻板的平静。
他心里清楚，这些指责和担忧，一半是真实的顾虑，另一半，则是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等两人都说完，才缓缓放下茶杯，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
“巴灵顿爵士，杜邦先生，”
他先看向英国人，“我非常理解贵国的疑虑。
一个稳定的远东，确实需要平衡。
但请问，维持平衡，是扶持一个拥有完整农业体系、庞大市场并且与各位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华夏更有效，还是继续扶持一个资源匮乏、市场有限、工业强大、且野心常常出其能力的岛国，更能维护您所说的‘利益’？”
他没等回答，目光转向法国人，“至于杜邦先生提到的红色主义……我想，这里可能存在一些误解。
我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其根本目的是改善四万五千万同胞的生存状况，是为了争取底层工农应得的利益，这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做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和落后，而非输出某种意识形态。
您知道，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消除落后和贫困，需要很长时间，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虚心学习的是欧美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我们追求的是国家的现代化和法治化，这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有本质的区别。
用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有工党，德国有社会民主党，他们都为工人争取权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不是吗？”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到巴灵顿爵士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认同，而杜邦的表情则依然紧绷。
他继续道：“另外华夏不能失去琉球、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华夏人民永远会记得欧美给出的友谊，也不会忘记所有妄图从华夏身上起侵略的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