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入到这些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分配之中，但这往往使得讨论变得更加复杂和冗长。
就在这种背景下，当议题不经意间似乎要滑向如何处理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权益时，日本代表团的团长，一位头梳得油亮、戴着圆框眼镜、表情带着几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但更多是掩藏不住的傲慢神态的外交官，清了清嗓子，准备言。
他打算按照事先谋划好的策略，以一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志在必得的方式，提出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法继承”
要求，并试图将华夏的地位定性为“贡献有限”
的协约国成员，最多只能给予一些象征性的、无关痛痒的权益，比如退还一点点庚子赔款的余额，或者在某些无关紧要的国际机构中获得一个观察员的席位。
这种论调，与两年前日本向华夏提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要求时的那种蛮横姿态，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似乎依然习惯于用俯视的眼光看待这个庞大的邻邦。
然而，就在日本代表刚要开口，嘴唇已经微微翕动的那一刻，顾维钧却举起了手，动作优雅而坚定，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主席先生，”
他的声音清晰而洪亮，用的是无可挑剔的法语，这种语言在当时的外交界被视为最高雅的交流工具，“请允许我，代表华夏，在此就相关议题阐述我方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诉求。”
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克列孟梭。
按照通常的外交礼仪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像华夏这样的国家，通常应该等待更强大的盟友为其声，或者至少在主要大国表明态度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如此主动地、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种抢白意味地打断潜在对手的言，直接提出自己的“清单”
。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压抑着的嗡嗡声，那是人们交头接耳的声音，许多道目光——好奇的、惊讶的、审视的、甚至略带敌意的——齐刷刷地投射到了这位年轻的华夏外交官身上。
日本代表团成员们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尤其是那位团长，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刚才准备言时那种故作轻松的姿态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愠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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