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尤其绿营，缺乏实弹射击训练，部分士兵从未摸过枪；
后勤上清军粮草依赖地方摊派，沿途常因“百姓闭户”断供，如聂士成部在杨村饿死300人。依赖粮车运输，日均行军不足10公里。
在指挥体系上，双方更表现出了纪律与协同的差距。
联军方面，虽各国矛盾尖锐，如俄军擅自占领山海关，但前线指挥官，如日军福岛安正、英军加德纳均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擅长“集中火力、分进合击”；
使用野战电话与信鸽建立了临时通讯网，确保各部队信息同步，如天津战役中，日军通过信鸽告知英军清军左翼薄弱。
清军\/义和团方面，清军指挥系统混乱，荣禄、董福祥、聂士成各领一军，互不统属，朝廷的“圣旨”靠骑马送信，常因传递延误失去时效；
义和团“坛口自治”，各团首领仅听命于本地香主，无统一号令，如北京城破时，部分团民仍在胡同里“练拳”。
在士气与组织方面，再次证明了组织力碾压“血性”：
联军方面，士兵受“解救侨民”、“殖民荣誉”激励，英军士兵高唱《天佑女王》冲锋，军官通过勋章、晋升维持纪律，日军少佐因攻占天津站获旭日勋章；
虽然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转化为“集体暴力”，比如德军士兵因克林德之死屠杀了不少北京平民，但战场纪律总体严明，无大规模溃退。
清国方面，清军士兵，尤其汉军，普遍厌战，俘虏称“打洋毛子是为了保大清，大清却克扣军饷”。临阵脱逃者众，如董福祥部甘军在北京城破时集体溃退；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在实战中彻底破灭，被机枪扫射后士气崩溃，部分团民甚至倒戈协助联军，如西四牌楼团民向日军指认藏匿的清军官员。